唐高宗的“世界大战”
—— 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下)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它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也不过才变成独眼龙罢了。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出名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国。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大半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还是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它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的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规模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担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国际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面对的要凶险得多。正如韩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滑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其战略也非常明白，趁着唐的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在彻底解决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开始大举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罗。让高句丽百济一方没有想到的是，唐军这次放弃了从辽东正面战场进攻高句丽的传统打法，而是派出了13万水军渡海出征，首次开辟出了南方战线。值得一说的是，唐军这次的远征军主帅是刚从西突厥战场上载誉归来的苏定方。
百济一开始还以为唐军是想搞 “仁川登陆战”（没错，和麦克阿瑟想到了一块），而后从背后直扑高句丽，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但谁知道唐军在与新罗水军会师之后，却首先开始对百济都城进行了闪电战，只用了几个月，便灭掉了百济，这个建国近七百年的古国还没想明白就亡了国。
灭掉百济的次年，唐高宗便开始从南北两线对高句丽用兵。此时唐朝的战略形势，已从几年前的恶劣状况转换为前所未有之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唐军在北方遭到了高句丽的激烈抵抗，先胜后败；南线更是出了意外状况，唐军被百济的复国游击队牵制得疲于奔命，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任务几是一句空话。反而是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一边抢着占百济的地盘，一边出工不出力地履行着唐朝盟友的责任。
让唐高宗政府更为焦虑的是，此时，一个全新的危险敌人——日本也介入了进来。“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样跃跃欲试，同样试图在朝鲜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鲜，旨在援助百济复国。所幸，在那场历史性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新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复国军，彻底粉碎了日本试图进入朝鲜半岛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强国梦在此一战之后便烟消云散。同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海战，也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日军惨败之后，百济的余部也迅速溃散，朝鲜半岛的南线终于稳定了下来。
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渊盖苏文去世了，之后高句丽便发生了内乱。唐高宗自然没有放弃这次中原王朝等了几十年的良机，用《争霸东北亚》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启动了“一场北线主攻，南线策应，动用近50万兵力的多国联合的大会战”。为保万全，此战的主帅是大唐宿将李绩，年轻一代则有薛仁贵。
不过，高句丽的确是百战之邦，这场压倒性的战争竟然还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军最终攻破了高句丽首都平壤，立国700多年（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就此亡国。值得强调的是，唐高宗打赢的远远不仅仅是一场“朝鲜战争”，也是一场“东北亚战争”，更是一场那个时代牵涉面最为广泛的“世界大战”。
为绝后患，唐高宗还启动了那个时代规模最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迁徙。在武装押运下，唐军将高句丽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层阶级，以及数万户、大约20多万高句丽居民，全部迁往江淮一带，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高句丽族”，但现在所谓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们可能就混了不少高句丽的血。
从公元598年隋文帝时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两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让中原王朝“魂牵梦萦”的高句丽问题。
此后，经过新罗与唐朝的几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罗占领百济故地、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大唐占领高句丽故地的战后“瓜分格局”。正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所说，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略，新罗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丽那样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大唐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的历史性时刻，务请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大唐时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中著名的“总章二年疆域图”），更准确的说，就是唐高宗灭掉高句丽之后那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唐高宗真的是我们认为的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么？从武功来看，唐高宗时代绝不会亚于唐太宗时代：平灭西突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征服高句丽；击败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哪个号称懦弱窝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对此，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中已为李治作了相当详实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为之，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放纵”老婆成为女皇的男人成为一代名君，或者说，在传统价值观之下，哪怕皇帝历史性地平定高句丽，重整了东亚世界，都还是弥补不了“放纵后宫干政”这个名教污点。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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